—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    1932年夏，蒋介石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“围剿”，贺龙同志集中优势  黔东特区第一届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 兵力到外线作战，伺机消灭敌人的正确主张不被采纳，加之“肃反”扩大化，使许多优秀的指战员离开了指挥作战岗位，大大削弱了战斗力，从而失去了粉碎敌人“围剿”的主动权，丧失了根据地。    1932年冬，红二军团洪湖突围，历尽艰辛，转战七千余里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先后恢复和建立了20多个区、近10万人口的苏区。1933年夏秋，蒋介石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“围剿”，同时调集大批兵力进攻湘鄂边地区。红二军团虽然奋勇血战，终因寡不敌众，湘鄂西根据地遂告陷落，红二军团(缩编红三军)再次失去依托。游击于鹤峰、松滋、石门一带。为了摆脱困境，扭转不利形势，1934年5月红三军从彭水县城，西渡乌江，向黔东北地区进军。    1934年5月31日红三军攻占沿河西城。6月1日，红三军强渡乌江攻克东城。  黔东特区第一届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时，贺龙、关向应等同志当时就住在这里 1934年6月19日，贺龙、夏曦、关向应等在贵州省沿河县的枫香溪(1942年划归德江县)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，即有名的“枫香溪会议”。会议决定：以贵州的沿河、德江、印江、松桃及四川(今重庆市)的秀山、酉阳等县相邻地区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。    经过红三军广大指战员深入广泛的宣传和积极的筹备，于1934年7月21日至22日，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召开了“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”，出席大会除红三军的领导外，有沿河、德江、印江三县选出的代表和红军代表135人(酉阳、秀山的代表未能赶到)，其中，雇农及手艺人代表55人，贫农代表25人，中农代表8人，士兵代表4人，其他代表7人，小商代表4人，红军代表32人。以雇工、手艺工人代表为最多，其次是红军代表，再次是贫农代表，此三类代表共112人，占总数的80％以上，体现了工农兵在代表中的优势。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苏维埃革命政权——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(亦称“联县政府”，群众还称“省政府”，办公地设在沿河县土地湾)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高原上，领导广大劳苦大众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。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由80名委员组成、常务委员32名。推选孙秀亮为主席，秦育清、陈正国为副主席。经过全体代表讨论通过，大会作出了《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》、《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》、《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》、《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条例》、《关于肃反问题决议》、《关于苗族问题决议》等6个决议。大会号召黔东各族人民群众和广大红军指战员：“为巩固和发展黔东苏区而斗争，集中一切力量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”，实现黔东特区红色政权的武装割据。   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后，便立即着手组建区、乡的苏维埃政权。据统计，共建立了区的革命委员会17个，它们是：沿河县境的晓景、铅厂坝、白石土地湾、旧寨坝、谯家铺、山羊岭、茶园头、淇滩；德江县境的枫香溪、徐家岩、张家湾；印江县境的四坳口、官塘、罗南溪、俞家岩；松桃县境的家坡；酉阳县境的南腰界。还建立苏维埃乡革命委员会(据不完全统计)有72个之多，在沿河县境有近30余个乡、印江县境有20多个乡、德江县有10多个乡、酉阳县境有4个乡。这些区、乡苏维埃政权，是黔东各族人民自己的民主政府，是获得解放的标志，是当家作主的象征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个阶级的结果。    枫香溪会议后，恢复了红军中党、团组织和政治机关，成立军党委会，向各师、团派出了党代表，很快完成了对党团员的重新登记工作，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，这是红三军一个很大的转折，是从湘鄂西失败到黔东后的一个巨大转变，它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，使红军队伍发展更快、更巩固、战斗力更强。    1934年9月，红三军党组织在沿河土地湾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，出席会议的党代表30余人，代表黔东的100多名党员。会议学习了共产国际十二次会议决议、要求各地积极工作、秘密发展党的组织，“建立起共产党的秘密支部”。会议特别强调，党要坚决在斗争中吸收先进的积极的工人贫农分子入党，借口秘密不发展党员是错误的。会后印发了《共产党组织在秘密环境下的活动方式》的材料。在黔东特区的正确领导下，到当年的9月底10月初，全军共有共产党员267人，团员196人。这些党团员的成份是：贫农255人，雇工112人，中农16人，手工业者36人，苦力工4人，小商8人，牧童24人，学徒8人。发展新党员78人，其中军队50人，地方28人。已建立起特区党的工作委员会和青年团的工作委员会，在苏区建立了6个区、乡的基层党支部。     红三军自1934年5月31日攻克沿河城，至1934年11月28日红二、六军团黔东独立师撤离，转战秀山抵达川河盖进入湘西，历时半年。    黔东特区的成立长达半年，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，有其重要地位和作用。首先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，使红三军结束了较长时间无根据地的游击状态，有一个稳定的地区进行休息、整顿和壮大红军。其次，黔东期间，是红三军的一个转折点，恢复了党团组织，恢复了政治机关，成立了红三军的党委会，并向各师、团一级委派了党代表，对党团员进行了登记，发展了一批新党员、新团员。它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，使红军队伍发展更快、更巩固、战斗力更强。再次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，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。贺龙元帅曾在回忆中说：建立黔东根据地的意义，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，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，也找不到部队，结果是不可想象的。第四，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和区、乡革命政权，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开辟发展了武装力量、培养了一批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，并积累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。根据地建立期间收编“神兵”1000多人，黔东各族参加红军3000多人，游击队10000余人，地方自卫队30000多人，壮大了红军的力量。第五，为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经验。黔东特区存在期间，红三军的领导十分重视民族工作，十分重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，发动和联合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，建立政权，实行土地革命。因此，黔东各族人民积极参加了革命，为根据地红色政权英勇战斗，勇于献身。